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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论坛42讲座报道——邓安庆|为什么伦理学应该是“道义实存论”讲座综述

2021-04-12 来源:哲学系 作者: 张霄/文 崔聪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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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8日下午,“古典学论坛”第42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西区kok电竞体育107室开展。此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邓安庆老师主讲“为什么伦理学应该是‘道义实存论’”,浙江大学哲学系林志猛教授主持,浙江大学社科院副院长张彦教授等诸多师生参与了讲座。

讲座伊始,邓教授首先指出当代伦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邓教授提出,现代伦理学以康德伦理学为根基。而自20世纪以来,现代伦理学又可分为两支,即以现象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与英美分析伦理学,前者是种规范性的伦理学,后者关注对道德话语的理论分析。就英美分析伦理学而论,由于语言分析伦理学仅仅关注语言的逻辑关系,它无法引导人过上好的生活。伦理学的科学转向,使得语言分析伦理学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

邓教授随后将启蒙运动之后的苏格兰道德哲学追溯至古典时代。在古希腊城邦时代,人的好生活与城邦息息相关;而在泛希腊时代,城邦开始解体,人不再依赖城邦过上好的生活。伊壁鸠鲁学派就将幸福归结于个人的感受能力,即身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而斯多亚则作为伊壁鸠鲁学派的对立面出现,它试图为伦理学确立一个与个人感受无关的科学依据。由此,斯多亚学派构建了现代伦理学的基本框架。

现代另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哲学流派是海德格尔的“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us),但海德格尔拒绝讨论与价值有关的伦理问题,因为它视所有价值都具有主观性。列维纳斯把这种无伦理学的实存主义批判为“存在论的暴力”,他认为,不能仅仅从存在本能证明存在的意义,而需要证明存在的正当性。因此列维纳斯提出,不是存在论为伦理学奠基,而是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无伦理学的存在。

随后,邓教授阐释了康德伦理学存在的问题。康德把伦理学的任务确立为“我应该做什么”,这是一种“应该做”的伦理(Deontologische Ethik)。康德将人视作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者,他的伦理学研究自由的因果律,即善良意志作为人的行动原则。受到现代科学研究的影响,康德认为事物本质是不可知的,人只能认识现象。康德强调,不能仅仅从“思辨的动因”,而要从“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出发:“自由”只是一个超验理念,不可追问自由自身是什么。即便如此,人依然可以从实践理性优先出发,追问自由如何可能。因此,康德并未试图从第一哲学(即实体论)出发回答人是什么,从而将伦理学与人的存在分离。这导致近代以来的伦理学传统失去了本体论的根基。为了回答德性的生活如何可能,使得人的德性与幸福能够保持一致,康德认为,必然需要设想上帝存在。

邓教授还阐释了康德之后的哲学家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费希特将康德伦理学发展为“质料的伦理学体系”,规定具体情境下的伦理规范,但正如黑格尔对费希特的批评,这这一伦理学失于琐碎。黑格尔从康德哲学中发展出“客观精神”中的“法哲学”。舍勒则批判康德的形式主义,发展起来“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即认为价值的大小应根据价值秩序来确定,而价值的秩序以人对价值的感受为依据。

但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依然只是根基人的感受性、认识旨趣、编好确定价值的大小和秩序,而不是从“应该存在”的实存论来确立价值,因而仅仅是根据主观的价值,而不是依据真实的存在论来确立价值。因此,舍勒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被尼古拉·哈特曼的存在论价值伦理学取代。邓教授总结道,现代哲学倾向于从行为、心理、情感等表象出发,以此作为道德选择的依据,但这些批判和修改都无法从根本上革除康德伦理学的弊端。

据此,邓教授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伦理学需要返回到作为第一哲学的存在论寻找其根基。康德将道德律视作理性事实,他视道德律是自由的认识理由,而自由则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邓教授指出,正如麦金泰尔对康德批评的总结那样,现代的所有伦理学“无非就是康德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多”。虽然康德的伦理学是种经典的实践哲学,但这始终是一种借助先验反思来论证的主观哲学。

黑格尔便对所有近代实践哲学提出批评,认为我们所见到的还不是真正思辨性的实践哲学。这也表明了近代以来实践哲学的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都想仿照牛顿物理学的科学模式,使伦理学成为一门科学,试图依据几何学的自明公理推到出关于人性的科学;另一方面却都在“主观意志”的自由,即善良意志上探讨基于人性的“自由的因果律”。我们应当看到,康德实践哲学中“应该做”的严密性,同时也要看到它的无根基性。

最后,邓教授对讲座做出总结。他表示,元伦理学区分了一阶伦理学和二阶伦理学。致力于一阶伦理学的人必须解决伦理规范的有效性问题。一阶伦理学的使命不是传播善的知识,而是为了造就自由而良善的人生世界与卓越人格。伦理学要做的不是让人听懂道德命令的含义,而是在自己的心灵中乃至在自己的实存世界中建立起具有规范有效性的道德定言命令。这种命令是对我应该做什么的直接回答,但能正确地回答这个“应该做什么”,前提是你能知道“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和我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即我们的何种存在是“应当的”、“有意义的”,于是“存在论”作为“存在意义”的问题,必然蕴含着“伦理”的拷问,所以不是存在论为伦理学奠基,伦理学作为存在学说的“应用”,而是伦理地拷问才使“存在”的“意义”呈现出来了,存在论通过“道义之实存”变成了有意义的实存,即deontology

我们不能脱离我们的实存处境来塑造动人的道德话语,而要在直面人生抉择时的各种可能的险境,在追问“这是如何可能的”的现实态度中追问“应当存在”的各种“道义”的自由基础和可能的边界。“应当存在”本身要在“可能存在”和“必须存在”的关系中得到拷问,“可能存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由无限的“可能性”(自由)过渡到“必须”是由现实实存处境而做出的限定。在“无限”与“有限”、“自由”和“必然”的反思平衡中才能得到有规范有效性的“应当”。这种研究就其超越于经验感知而言,是普遍的形而上学,就其形而上学的性质而言,属于实践的或道德的形而上学。但就这种形而上是从“可能存在和必须存在”的反思平衡中凸显出“应该存在”而言,这种作为第一哲学的存在论就是道义实存论。它将使作为现代伦理学之典范的康德道义论伦理学具有坚实的实存主义基础而不至沦落为无根的伦理学。

在邓教授结束讲演后,林志猛教授总结到,邓老师的讲座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宏阔,不仅涉及康德本身的学说,而且关涉古希腊的伦理思想,黑格尔、费希特、舍勒、安斯康姆等人对康德的批评。邓教授深入剖析了康德道义伦理学的种种限度,并提出了富有启发的“道义实存论”的伦理构想,使我们看到伦理学是在为存在论做奠基,伦理学何以是第一哲学林志猛教授还提问,古希腊哲人也始终在追问人应当如何生活和最好生活方式的问题,古典哲人处理应然和实然的方式,是否能对现代伦理思想有所借鉴?邓教授认为,现代伦理学特别是黑格尔伦理学继承并补充了古希腊伦理学。古希腊伦理学始终在追问什么使人共存,并追求应然的生活方式的实现。如何看待个人自由与城邦利益,古典和现代伦理学有着不同的构想。

在讲座的最后,邓教授与在场师生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在听众提问环节,邓教授与听众就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伦理学的范畴问题、情感的幸福主义、康德的形式批判、康德伦理学如何回应“知而不行”等相关问题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