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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奇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开设学者专栏

2015-05-25 来源:哲学系 作者:供稿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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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国社会科学报》邀请,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应奇教授在该报哲学版开设学者专栏,从2014年十一月至2015年二月,发表十多篇专栏文字,共计三万余字。以下是专栏序言和其中的一篇:

 

    在《黑暗时代的人们》关于本雅明一文中,阿伦特曾经区分了对待传统和过去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论试图恢复术语的原始意义和现象的条件不同,由本雅明倡导的碎片化的方法论则像一个收藏者或潜水采珠员一样对待过去:“他不是去开掘海底,把它带进光明,而是尽力摘取奇珍异宝,尽力摘取那些海底的珍珠和珊瑚,然后把它们带到水面之上……带到富有生气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它们将作为‘思想的碎片’,作为某些‘富丽而奇异’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作为永不消逝的原型现象而存在。”正是本着这种“潜水采珠员”的精神、方法和趣味,我写下了以下这些小篇什,一方面算是为过去三十年之“学思历程”留下某些踪迹,另方面也为“思远道”之将来探索留下若干路标。

 

                                                      2014.9.19

 

理性的历史与历史的理性

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应奇

 

内容摘要:在《理性的毁灭》所展开的对滋生国家社会主义之非理性哲学的“内在批判”中,主要的批判对象限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所谓人本主义潮流,而没有涉及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所谓科学主义潮流。他通篇都在于论证实证主义的“每一种学说都是它所由而产生的文化背景之一面”,例如孔德的实证主义之于浪漫主义时期,胜利中的实证主义之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纪之交的实证主义之于物理学革命,约定论思潮之于意识形态之勃兴。通过对实证主义的通盘考察,柯拉克夫斯基最终的结论是:“我们今天的哲学工作已经发现它自己被挟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实证主义影响——在生命哲学与摩尼教的阴惨见解之间。

关键词:卢卡奇;实证主义;批判;异化;辩证法;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意识形态;毁灭;哲学家;文化

作者简介:

 

  前东德哲学家曼弗里德·布尔在“两德”统一前夕由柏林科学院出版社刊行的《理性的历史》一书中曾经说:“从培根和笛卡尔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现代哲学,可以看作是重点解决理性概念的过程。尽管这个哲学体系的形象形形色色不同和互相对立,但他们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围绕着理性的概念。”

  布尔是在探究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历史的思考中提出这个观点的,但它却同样适用于德国观念论之后西方哲学的历史。的确,黑格尔的体系和学派是无可挽回地解体了,但是哲学的现实进程,即使是在非理性主义的反动以及围绕着它的“斗争”中,也仍然围绕着历史、理性与现实的关系而展开。

卢卡奇1954年用德文发表的巨著《理性的毁灭》被认为与他1936年写就、1948年在苏黎世出版的另一部巨作《青年黑格尔》具有理论上的内在联系。如果说《青年黑格尔》基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对黑格尔的完成而不是拒斥”这一认识,试图论证黑格尔辩证法的发展受到了他对于英国经济学家斯图尔特和斯密的阅读的影响。这就是说,在卢卡奇看来,这种经验的奠基使得黑格尔的辩证法能够利用一种客观的社会历史进程的观念,并把现代社会和经济理解为一个具有结构性矛盾的过程的总体,于是,黑格尔的本体论的辩证法就必须被看作反映着客观社会现实的结构;那么在《理性的毁灭》中,则是卢卡奇的另一个信条在起作用,这就是说,黑格尔之后的现代思想已经分裂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资产阶级的“非理性主义”这两种对立的趋势。在这里,“非理性主义”这个标签涵盖了黑格尔之后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包括谢林、基尔凯戈尔、尼采,当然还有海德格尔。卢卡奇还把矛头指向他昔日的朋友韦伯和齐美尔,他们被指控“至少是局部地屈服于非理性主义的诱惑”。卢卡奇这种 “将洗澡水连同澡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的“糟糕”策略盖缘于他想把“内在批判”的方法运用到滋生国家社会主义之哲学内部的最热切冲动中。

《理性的毁灭》在被国内学者称作卢卡奇“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的同时,也被某些西方学者贬斥为“他所写过的最糟糕的书”。这当然是一种有趣的对立,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智识”上的。不过,内在于卢卡奇思想变化的视角看,就如同斯泰尔所指出的,卢卡奇对哲学传统的重新解读仍然是围绕着对象化、外化和异化之间的可疑关系而展开的。按照黑格尔的观念论,精神的对象化是其发展中的一个必要的但是有缺陷的阶段,而这种发展只有通过对外在内容的重新占有才能成功。黑格尔并不把外化看作一种缺陷,而是看作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外化本身并不是问题,有待于物化批判去克服的是异化。这个区别蕴含着物化批判并不要求由一个集体主体来完全地重新占有客观的社会形式。在这个层次上回到黑格尔关于相互承认的思想,就不但具有政治实践的意味,而且更重要的乃是一种哲学态度上的转换。

  在《理性的毁灭》所展开的对滋生国家社会主义之非理性哲学的“内在批判”中,主要的批判对象限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所谓人本主义潮流,而没有涉及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所谓科学主义潮流。这一点至少可以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结合哲学家们的政治态度来局部地加以解释。但是从一个更深层次的维度,也许我们可以说所谓“非理性主义”这种疾患之爆发其“病灶”恰恰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和哲学态度。从这个角度,与卢卡奇一样同为东欧哲学家的柯拉克夫斯基1966年发表的《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值得重视。

  从字面上看,柯拉克夫斯基似乎并未把他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他通篇都在于论证实证主义的“每一种学说都是它所由而产生的文化背景之一面”,例如孔德的实证主义之于浪漫主义时期,胜利中的实证主义之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纪之交的实证主义之于物理学革命,约定论思潮之于意识形态之勃兴。顺着这样一个思路,柯拉克夫斯基把逻辑经验论理解为“科学主义对受到威胁的文明之维护”。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柯拉克夫斯基认为,“当代实证主义是有一劳永逸地克服历史主义的一种企图”,“逻辑经验论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产物,一种把工艺之效能认为是最高价值的文化,我们通常称之为‘技术主义’的文化,它是一种技术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故弄玄虚地穿上反意识形态、科学的世界观、除净了价值判断的外衣”。

  通过对实证主义的通盘考察,柯拉克夫斯基最终的结论是:“我们今天的哲学工作已经发现它自己被挟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实证主义影响——在生命哲学与摩尼教的阴惨见解之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如果用卢卡奇的话来说,生命哲学乃是一种“非理性主义”,那么,用柯拉克夫斯基的术语,《理性的毁灭》乃是一种新摩尼教。

  要补记一笔的是,我所读过的《理性的异化》乃是我念研究生时从上海社科院的港台阅览室里借出复印的联经出版公司的现代名著版,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在手边的复印件版权上只看到“PositivistPhilosophy”两个英文词,我并不清楚“理性的异化”是波兰文原版的书名,还是英译本所添加的,“现实”情况是,此书初版仅仅两年之后,柯拉克夫斯基就永远地离开了他的祖国——“异化”之克服长路漫漫,而“疏离”故土之途近在眼前。